《天地会之医术、医学与医道》是在此之前不知多久我曾经翻过的一本书，翻阅它的时候，我大约就像一条河床上的一颗小卵石，任弱水三千淙淙流过，在阅读的当下（或许）有一种愉悦、丰饶的幸福之感。但是诚如我曾经说过的，我并没有像那些爱读书、擅读书的人一样，从头至尾，细细品味，以致留有深刻的印象，或者得着宝贵的教训。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多年来我读书几乎从未终卷，总是在读到差不多的地方为了不要对这本书得着什么样的“结论”而下意识地匆匆逃开—也就是从这本书里随便拣拾一个疑惑、一个难题，然后逃到另一本可能藏有解答的书里去。《天地会之医术、医学与医道》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我翻读寓目的。那是某个午后，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一爿书店“三民书局”之中，我用这种接驳式阅读法所读到的第三本书。
直到很久很久以后—其间我终于勉强写完那篇硕士论文《西汉文学环境》，当了兵，干了两年专业作家，还给某家因解严而得以开办的晚报做了一任副刊主编，同时回到母校辅仁大学任教一两门有关现代小说和散文的课程，将近十年混下来，开始有不少读者透过我写的作品知道了我这个人，也有些媒体刊物因为缺少填充版面的材料而报导了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乃至我不知节制随口跟人闲扯瞎说的一些对社会也好、对政治也好、对随便什么狗屁公共领域的什么狗屁意见。于是认识我的人逐渐增加了，我能够像老鼠一样过着那种随处躲藏、随时逃脱的日子也就变少了—我甚至不在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会在大马路上、饺子馆里或者公共厕所的尿斗之间喊我的名字—这是灾难—有一个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家伙在青年公园的公厕之中认出我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张大春！”同时转过身，可是却没有停止撒尿—可想而知，被滋了一泡尿的所谓名流其实是非常颓丧失志而几乎要崩溃了的。
那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，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之后数日的一个傍晚，我刚拆开他所遗赠的书籍和文稿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，忽然发现了在《天地会之医术、医学与医道》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五个大字：此真小说也。”那明明不是一本我们所惯见的小说，而是一部考掘自明清之际流传的名医叶桂及其门下分布、演变的医道史，为什么高阳会说它是一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