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在北大

我们喜欢的不是《毛泽东在北大》而是《毛泽东在北大》等众多优秀剧。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才让这样的剧充斥在我们的青春里，我们的青春并没有这样廉价。

本来以为婚姻是爱情自然而然的结果，结果发现婚姻是一门人际交往的学问。

当性被控制的时候，我们经验不到性；当性畅通无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经验不到性。也许，我们总是在性的边缘和缝隙徘徊。也许，性只是少数人的经验，在性话语的沉默地带，他们孤注一掷，置身于山谷斜坡，并且在迎接着一次面向死亡的坠落，在一个巴塔耶式的矛盾震颤中自我耗尽。只是在这一刻，性统治了身体，并成为身体的祭坛。性话语的激增不是让性变得狂暴，而恰恰是让性变得安静；不是让性变得更加有力，而是让性变得更加乏味；性话语的透明感照亮了性的深渊。没有秘密的性就不能被发明，被创造，被感悟，性的力量迷失在性话语的丛林中。总之，性乏味了，它失去了魔力。在巨大的聚光灯下，在频繁的毫无意外感的性实践中，在法律和纪律紧闭双眼的情形下，在喧闹的没日没夜的自发争吵中，在各种各样激励性的性策略中，性却在创造自己的制度和理性。冲动的性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设置了自己的规范，性充满惰性地锻造了自己的习性。这即是，今天，性不受任何东西的折磨，除了性话语的折磨。这种新的性实践形式锻造出的习性即是：性是直接的，它已经去神秘化了。它成为焦点，但是一个没有负荷的焦点，是一个轻松的毫不焦虑的焦点，是一个没有危险的戏剧性焦点。我们看到，性摆脱了它曾经有过的复杂网络，这个网络曾使性迷雾重重，使性夹杂着苦痛和欢快。欲望和禁忌，贪婪和恐惧融为一体，难解难分，这使性在生和死相交织的领域愤然爆发，性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地雷，一旦踏上它，就会引发巨大的能量爆炸。因此，人们总是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性，人们总是将性隐藏在某个漆黑的场所。性要么固守在一个合法的夫妻床笫之上，要么躲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。但现在，性再也不具有爆炸力量了，它的尖锐性荡然无存，它的复杂性和神秘性被轻而易举地驱散，性因为其固有的动物性而流露出的羞涩，遭到了耻笑。性恰恰在不断地公开陈述，这种陈述沉着、大方，有时还不免夸大其词。但这种陈述绝不是忏悔，不是自责，也不是对道德法庭的自我认错，相反，这种陈述是炫耀，是勇气，是成熟和经验的自我确证，是骄傲而得意洋洋的身份认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性再也不是一种特殊而私有的生活实践形式了。性成为公开的无所禁忌的普通生活，它既不丑陋，也无诗意；既不肮脏，也不圣洁。性的禁忌，以及根据这种禁忌而滋生的种种文化焦虑在最大限度上削弱了。性实践，成为一个庸碌的行动，它唾手可得，用之即弃，没有强大的事后效应。它如此之单纯、简洁、平庸，如同身体的另一种基本需求——饮食——一样毫无刺激、毫无悬念。

在亡国之后产生的创造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。如果李后主没有经历亡国，就不会有后期的这些作品，说不定会继续写自己的靡靡之音。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影视和政治的两极性。